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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在近期发表的演讲中揭示了公共部门对于多元的技术方案支持的重要意义。实际上，人类历史的许多经验已经表明，公共政策对多元的技术路线的包容和支持，是同时实现国家未来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我们将支撑这种包容性科学技术创新体系的政策工具称为“包容性技术路线”（inclusive techology roadmaps）。我国当前推进创新驱动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需要的正是形成多元主体有机联系、紧密互动的国家科创系统，保证多元的技术路线充分发展的态势。
在近日召开的“2023济南科创金融论坛”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Jean Tirole）发表演讲，提出了关于有利于颠覆性创新的公共政策的思考。梯若尔认为，“跟着时间推移，追赶型经济的回报率会递减，因此，就需要技术前沿经济来维持增长，这就有必要进行创新。”而支撑持续创新需要一系列制度设计，在其中，“公共部门应设立目标，保持谦逊，对各种技术持开放态度，最终让最好的技术获胜”，这一点至关重要。[1]梯若尔的思考揭示了一个支持包容性科学技术创新体系的政策工具，我们将之称为“包容性技术路线”（inclusive techology roadmaps），其中蕴含的有关科学技术创新与可持续增长、科技原理与技术实现路径等等关系问题，值得引发深思。事实上，当前以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驱动产业变革为显著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席卷全球，而相关的科学技术原理自身面临被创新和突破的压力，如摩尔定律已接近物理极限，香农容量能否被超越也引起学术界的大量讨论，各国正需要激励探索多元的技术路线，为引领未来科技发展和可持续经济稳步的增长奠定基础。
所谓技术路线，指的是“为实现既定研究目标而设计的路线图”，由为达成研究目标而准备采取的技术方法、具体步骤及解决关键性问题的方法等要素构成。不同的技术路线可以产生的技术前景和社会效应非常不同。人类历史上有大量案例表明，公共政策对多元的技术路线的包容和支持，是同时实现国家未来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我们就将这种政策工具命名为“包容性技术路线”。
理论界对“同一时期内有几率存在多元的技术路线”这个现象的认识，可以追溯到欧洲工业革命早期。
18世纪，英国通过一系列重大科学技术革新率先进入工业革命，蒸汽机、珍妮纺纱机、水力织布机、焦炉冶铁技术，这些新发明和新工艺促成了大机械化工业生产模式的诞生，使英国在18、19世纪工业生产力突飞猛进，将世界其他几个国家远远甩在后面。但是，英国这套新技术有一个共通的技术目标，就是以机器代替人力，实现大规模生产。正如罗伯特．艾伦等经济史学家研究成果所揭示的，这个技术路线与英国当时独特的经济社会条件非常相适应：从17世纪开始，英国劳动力价格水平就普遍高于包括欧洲大陆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同时英国有足量的廉价燃料储备，所以英国迫切地需要发明旨在减少劳动力使用的技术，以便降低生产所带来的成本，而便宜且丰富的燃料供应能为机械化大工业提供持续支持。
英国经济的快速地发展引起了欧洲大陆各国纷纷效仿。但是，英国的技术路线并不适合欧洲大陆国家。例如法国，具有劳动力密集型特征，而且煤矿开采成本也较高，如果广泛采用英国的新发明，会损害其原有的比较优势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形态。法国政府在18世纪末期短暂推广了一阵珍妮纺纱机之后，就转而通过设定补贴等机制来支持本国发明家和企业探索新的技术路线世纪前期，法国人约瑟夫－玛丽·雅卡尔（Joseph-Marie Jacquard）发明了雅卡尔纺纱机（又称“雅卡尔提花织机”），这是一种在打孔纸带上记录熟练纺纱工操作动作，然后以纸带控制机器运作的机械技术，对熟练技术工有较强的依赖。就技术特征来说，雅卡尔纺纱机更适合分散化生产方式，同时，通过记录了熟练纺纱工动作的打孔纸带而形成的程序控制，又可以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实现标准化的批量产出。在雅卡尔纺纱机问世之后，法国城乡多数中小型棉纺业企业和家庭作坊很快使用了这项新发明。
英法两国不同的技术路线产生了非常不同的技术应用前景和社会政治效果。英国的技术路线显现出巨大优势：英国直到20世纪初生产水平远高于欧洲大陆，长期保持“世界工厂”地位，英国制造的产品在1880年实现占世界总量23%，其最出色的棉纺织业，始终居于世界领先位置，1905年至1913年英国共加工86.9万吨原棉，同期法国只有23.1万吨。然而，英国也为此付出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均衡的沉重代价：其一是小农和小工业生产方式在大工业迅猛发展的逼迫下没有生存空间，大量劳动力失业，不得不进入大工厂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其二是工人阶级在使用了大机器的资本家面前绝对没谈判能力，形成如马恩经典作家曾论述过的那种英国社会的激烈劳资对抗。而法国的技术路线虽然也在技术迭代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社会震荡，但是整体维持了较为均衡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为工业上层建筑的大工业与分散在全国各地、长期占多数地位的小工业得到同步发展。[2]这种均衡发展模式的后劲极强，法国棉纺织业产量进入20世纪后开始接近英国，到1913年以后，欧洲大陆的工业生产逐步超过英国，而且在技术实力方面也具备了竞争力。
还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的珍妮纺纱机和法国的雅卡尔纺纱机这两项发明对日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力也完全不一样：珍妮纺纱机这项被恩格斯誉为“使英国工人的状况发生根本变化的第一个发明”，在水力纺纱机和克朗普顿的骡机等能进一步节省劳动力和节省本金的发明出现之后，很快就被淘汰了，而雅卡尔纺纱机使用可更换的打孔纸带来编织纺织品花样，被认为是科技史上的重要进步，之后在此原理上发展出了现代计算机。2012年，瑞士的三位世界顶级计算机专家撰文提出，通过重新挖掘雅卡尔纺纱机的工作原理，有可能形成“人-机互动”技术方案的重大突破。[3]
工业革命时期欧洲这段技术发展轶事提示决策者：在主流技术形态之外有可能存在别的的技术实现方案，国家为确保可持续发展和引领未来的科学技术进步，必须多探索一些不同的技术路线，维持整个社会的多线发展可能性。实际上，研究技术史学家阿诺德．佩西与中国科技史学家白馥兰合著的《世界文明中的技术》不同民族和社群面对陌生技术时的反应，是“往往会改动该技术的原始设计，或者做出进一步的创新。”观察到这个深刻的要点，也使他们研究不同文明体的技术进步的著作，不是以技术扩散或技术学习为主题，而是强调“技术对话”。
而到了近代以后，即使在同一文明体内部，产生重大影响的许多科技发明，在其诞生和成长之际，也都存在着不同的技术路线相互竞争、相互促进，最终实现难得的双重效果：一方面，定型的技术方案往往是最能为社会大众所接受的，不至于引发过于激烈的，另一方面，保留了产生新突破的可能性，避免科技发展被锁死在既定路线上。这方面的著名例子很多，譬如：美国人塞缪尔·莫尔斯发明莫尔斯电报时，同时还存在法国的信号塔系统和英国的五指针电报编码等信息技术；爱迪生发明直流供电制式时，还有特斯拉发明的交流电；在查尔斯·巴贝奇和艾达·诺夫莱斯等尝试用复杂的差分机完成高度复杂的计算失败后，IBM的前身公司又从雅卡尔纺纱机原理中获得以二进制计算实现信息控制的启发，从而发明可自动制作统计表的机器；在使用编程控制技术的人工智能到达技术容量前，模仿脑神经网络的机器学习技术又使AI迈入新的发展篇章，在感知和认知这两方面更接近人类工作的基本技能。科学技术进步史和整个经济社会演进史就是这样，在多元的技术路线相互取长补短、多个聪明的人类头脑相互学习和激发中持续发展！
历史经验也证明，对于中央集权特征较明显的国家，保证技术路线多元性尤其重要。苏联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案例。苏联有庞大的科技体系，且对于科研相当重视：根据1981年统计的数据，全苏共有科学机构5300多个，并有1万多设计机构和1.2万个科技情报机构，870所大专院校，科学和科学服务领域的在业人数达400多万，其中科研人员141万人，占世界科研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一，此外，还有400多万工程技术人员，38万高校教员。[4]苏联时期，研究开发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一直很高，20世纪50年代占到2%，60年代占3%左右，70年代上升到4%左右，1989年为4.7%，相比同时期的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而言，这组数据是比较高的。
苏联实现了在许多基础研究领域世界领先以及在高新科技方面获得重大突破的伟大成就，但是，过于精准（甚至严苛）的计划管理系统，使其科学技术研究领域与生产实践过程完全脱节，科研院所和企业方面的科学研究、新研发技术，以及国家部门主导的设备引进，[5]都无需考虑日常生活的实际的需求，从而形成不了科学技术进步对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驱动作用。据西方学者估计，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只有12%的科研人员在企业工作，而美国为74%。苏联学者也承认，苏联虽然每年颁发约8万件发明证书，但知识成果物化过程长达10至12年，而美国为5年，日本为3年。苏联大多数科学研究机构对科研工作中获取效益没有物质上的利害关系，完全依赖于政府的研究计划，很少关心市场变化和科研成果的应用和推广，而政府只关心计划指标的完成情况，对于科研经费的投放效益不予重视。[6]换句话说，苏联践行的技术路线过于单一，仅以满足重工业发展计划和高精尖科研目标设定为宗旨，导致了科学研究与技术发明、技术发明与生产的全部过程、生产的全部过程与生活需要的严重脱节，科学技术进步领域的成就无法体现到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中去，其结果是，世界顶级的基础研究和高新科技，对整个国家的总实力提升没有起到什么正面作用。
对于苏联失去引领信息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先进地位的案例，人们现在已经耳熟能详。[7]苏联在电子工业技术上曾与美国同处于世界最领先的地位：194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世界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ENIAC，四年后，苏联制造出了庞大计算机的MESM；1947年，美国贝尔实验室发明晶体管，实现集成电脑技术的突破，1950年，苏联制造出了自己的晶体管，并没有落后多少；1956年，贝尔实验室造出世界上第一台全晶体管计算机Lepreachaun，苏联同年研制出硅晶体管，六年后造出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但是，美国在集成电路技术上多条技术路线并行、相互竞争，使其赢得了这场科技较量的最后胜利。50年代之前，与信息发射、传输、处理相关的电路中最重要的元器件就是真空电子管，苏联在电子管技术领域不但并不落后，还在苏联科学院院士瓦伦丁阿夫迪夫突破了电子管小型化的技术后，一度领先于美国。然而，苏联单一的技术路线，导致了其发展缺乏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到了70年代中期，苏联有些工程技术人员意识到，真空电子管小型化这条路基本走到头了，如若要让真空管体积再缩小一个数量级，所需费用必然是天文数字，而美国在这十年间探索许多新的技术路线，硅谷的科学技术人员所研制出的集成电路，已能在0.5平方厘米的硅晶圆片上集成14万个晶体管了，苏联再也难以赶超其研发能力。其实，从本文前面列举的苏联成就来看，早在50、60年代，苏联在半导体集成电路技术领域中的研究水平还是相当高的，也能做出硅晶体管和晶体管计算机等产品，但整个国家科研系统并不支持除真空电子管之外的技术路线，亦没有发达的市场资源作为补充。在取得电子工业竞争优势之后，美国的集成电路技术发展故事还远没结束，1967年，硅谷的仙童公司半导体的年营业额达到2亿美元，这是当时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而在市场机制激励下，科学技术人员不断探索集成电路芯片上晶体管集成数量的技术进步和制造工艺，在这些成果基础上相继创立英特尔、AMD等微处理器企业。至此，在信息化发展道路上再也看不到苏联电子工业的影子了。
今年年初，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俄罗斯高级记者季莫费·尤里耶维奇·斯科连科的著作《苏联发明史：从1917年到1991年》中译。我们大家可以读读其中的多个故事，感受一下为何本文倡导的包容性技术路线的政策工具会如此重要？
我们要建设科技强国、创建创新型制度体系，需要形成包容性技术路线的公共政策。近年来，中央层面不断强调“赋予科学家更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这个政策认识给予了科学家探索多云技术路线的研究空间，对我们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建设国家科学技术创新体系有全面的指导意义。梯若尔在他的演讲中提示了如初创企业、风险投资家、公共融资和私人融资相补充、公共部门作用等等政策建议。这些建议提醒我们，提升科学技术创新能力，不能简单地局限于进行产业扶持、建立科技园区或者出台规划方案，而是必须充分改革和创新体制机制，以便能更大程度地激励多元的技术路线的发展，为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更多可选择的路径。
一是需要最大限度地考虑创新科研单元组织模式的需求。目前，我国的科研主体自主探索技术路线、自主设计科研方向的激励不足。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例，由于没有稳定的科研经费投入，高校等科研单元不得不过度依赖于竞选性的科研经费，过度激励科研团队的申请和参与竞争。这种情况造成了科研单位很多制度上的不顺。如直接经费被用于作为激励科研团队的劳务费用，不能帮助科研单位更新其科研设施。另外，目前的纵向科研经费并不支持科研团队建设，其直接费用仅能用于非工资人员的劳务开支，不利于科研团队长期聘用高级工程师、实验员等专业方面技术人才。总之，有必要通过科研管理体制改革，促成科研单元组织模式的创新，强化其对于新型技术路线的探索。
与此同时，应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衔接整合。基础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应用和需求导向的。一定要通过进一步深化科研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大力培育中介机构，帮企业等社会主体更通畅地寻找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力量，以企业出资、高校和科研院所出智的方式，对科学技术应用过程遇到的共性问题进行理论化和抽象化处理，形成对于基础研究的刺激，反过来又以基础研究层面的突破来支持科技应用领域打开新局面。
二是需要大力培养创新主体。科学技术创新企业才是高新技术行业的创新主体，需要政府有意识地分类加以培养。例如，对于中小型科创企业，尤其是非公有制企业，应当设置启动资金、补贴、技术指导、政策指导等机制，充分培养，大力扶助，使其成为应用性创新的主力军，在市场中检验其产品的质量。习在2021年5月28日“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关键是要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在广东考察调研期间，再次强调：“要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支持，培育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要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层次地融合，逐步的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学技术创新中心。” 近日召开的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强化企业科学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意见》，就强化中小企业、非公有制企业科学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实施了有力推动。
对于大型国有企业，长期存在创新意愿不强、创新激励不足的问题，应当借助国企改革的机会，解决其创新动力不足的难题，例如以政府合作项目的形式推动其参与投入基础性科研，调动国有企业的资金和技术优势，攻克基础研究的难题。2018年4月19日，科技部和国资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央企业创新发展的意见》的通知，设定9项重点任务，实质是要求中央企业在科学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上发挥战略引导、平台引导、协同引领的作用，为此需要研究出台配套制度和机制，使央企能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条上的科研机构和中小企业共同繁荣，推动央企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科技强国建设中充分的发挥“基础性、引导性和骨干性作用”。
三是需要鼓励建立科创行业的中介机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活动以及研发成果往往难以与市场对接，有必要大力鼓励在科创行业中建立中介机构，帮助科研人员找市场，帮助市场找科研成果。与此相配套，必须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确保《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落地，制定具有突破性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政策措施，如放松职务作品的认定标准，或建立研发者享有自主处理权、科研单位收回必要成本的科研成果转化制度等，打破横亘在科研机构与创新型市场之间的种种障碍。同时需要各级政府管理部门重视科创市场和新技术市场的动向，适当为新兴技术打开一定的应用场景。
四是需要以鼓励为原则，推动和规范风险投资行业发展。风险投资公司能够为创新型公司可以提供支持，可以营造活跃的科学技术创新社会氛围。即使在各类风投活动中出现“泡沫”，只要是基于市场的行为，都无需过激干预，以免扭曲市场自身的调控能力。政府对于风投行业的规范，应该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对风投的资产金额来源进行监控，规定金融应当为实体经济服务，不能从事非生产性经营活动；第二，建立风投行业的社会征信体系，根据风投企业、从业人员、投资对象企业以及它团队的情况建立社会信用系统，维护有序的市场活动。总之，科创事业是一项面向不确定性前景的投入，由于私人投资者的风险敏感度更高，风投应当更多以私人资本来操作。当然，这并不代表公共资金绝对不能进入科创市场，如同梯若尔在他那本得到普遍阅读的教科书《共同利益经济学》中提议的，能够最终靠风险共担的方式构建公共资金参与的融资机制。
不管怎样，就我国当前科研体制的特征而言，特别需要强调政策工具的创新：激发各类企业投入科研的制度机制建设，以多元的创新主体的充分激活来鼓励和保障多元性技术路线生成、发展和竞争，确保经济社会得到持续发展的创新的驱动，并为引领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奠定基础。
[2] 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征：人与物（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9页以下。
[4] 刘泽芬：“苏联的科技体制特点与科技政策”，《管理世界》1985年3期。
[5] 20世纪60、70年代，苏联与西方之间的关系缓和，开始向西方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但同样是在支撑重工业发展的技术路线指导下实施的具体政策。如在1971-1975年间，苏联从西方国家引进技术设备达100多亿美元，购买技术许可证233项，引进的国外技术设备主要是发展冶金、机械为主的重工业。
[6] 宋兆杰，张敏卿，严建新：“苏联科学技术创新体系成败的移植文化因素分析”，《科学学研究》2012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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