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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年6月，英国首相诺斯勋爵赞扬了贵格会教徒反对奴隶贸易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是他又遗憾地表示，废除奴隶贸易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项贸易对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听到诺斯勋爵这番话，贩奴商和甘蔗种植园主无不拍手称快。西印度群岛殖民地仍然被看作帝国的骄子，看作英王王冠上最珍贵的明珠。
然而，雷声正在远处隆隆作响，只有敏锐的人才能听到。约克镇战役发生的那年，瓦特的蒸汽机获得第二项专利权。蒸汽机的旋转运动变成了动力的来源。用马修·博尔顿的话说，蒸汽机竟使英国这个工业国成了“蒸汽机狂”。乔治·罗德尼战胜法国、挽救英国产糖殖民地的同时，瓦特也利用蒸汽的巨大动力让活塞得以做双向运动。1783年和平条约签订之时，亨利·科特（Henry Cort）正在改进熔铁搅炼技术。这一技术革新引起了制铁工业的革命。上述一系列事件都是英国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背景。到1832年，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动摇了这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从而冲击了一切垄断制，特别是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垄断制。
1833年之前，英国还没有一项工业实现全面的技术改革，旧的生产组织形式无处不在。彼时，这些旧的生产组织形式并 不是作为古董供人观赏，而是实实在在起着作用。例如把羊毛纺成纱，把纱纺成线，用铁条制成铁钉、皮革制成鞋子等，都是靠手工劳动；手工操作的织布机、木制纺纱机比比皆是。“老姑娘”（spinster）这个词，最初是指孤独的女织工，和婚嫁与否并无关系。
但工业革命期间，哪怕家庭生产方式依然存在，也已不再具有普遍性了。工业革命的最早阶段是使用水力做动力，后期才使用蒸汽做动力。当然，蒸汽机的推广应用也有一个渐进过程。19世纪初期，蒸汽机在工业部门的应用并不普遍，也不广泛。当时，英国的全部蒸汽牵引机只有321台，相当于5210匹马力。据英国经济史学家约翰·哈罗德·克拉彭（John Harold Clapham）在20世纪20年代写的文章说，1831年，格拉斯哥和克莱德两地拥有的马力之和，足够推动今天的一艘巡洋舰。但是按历史学家保罗·芒图（Paul Mantoux）的说法，“1780-1800年，纺织厂与家庭手工作坊是并存的，二者之间的差别比当时的工厂与现代的工厂之间的差别还要大”。
棉纺工业是资本主义工业之首。1835年的统计表明，各类纺织厂雇用工人的平均人数为：棉纺织厂175人，丝织厂125人，亚麻厂93人，毛纺织厂44人。当时棉纺织厂的平均规模是英国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1815年，曼彻斯特拥有43家重要的纺织厂，平均雇用300个劳动力。到1832年，这个平均数字增至401人。英国第一家用蒸汽做动力的纺纱厂建于1785年，曼彻斯特的第一家同类厂建于1789年。1785-1800年，英国制造出了82台蒸汽机供棉纺厂使用，其中有55台归兰开夏郡使用。1806年，曼彻斯特生产了第一台蒸汽动力织布机。
1835年，英国共有116800台动力织布机，其中94%运用于棉纺工业。1785年，英国棉织品出口额超过了100万英镑。到1830年，棉织品出口额增至3100万英镑。1796年，英国印染的棉布为2000万码，到1830年猛增至3.47亿码。1788年，棉纺工业雇用的劳动力为35万人，1806年增至80万人。1820年，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两地有棉纺织厂66家，到1832年增加到96家。棉纺工业“使人口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增加”。1760年，奥尔德姆还只是一个拥有400名居民的小村庄；到1801年，当地人口发展到2万人。1753年，博尔顿仅有一条高低不平的街道；到1801年，当地的人口增加到1.7万人。
1773-1824年，曼彻斯特的人口增加了6倍。1763年，乔治三世的加冕典礼上，实业界的庆贺行列中没有曼彻斯特的棉纺工人和厂主代表。而在1820年乔治四世（George Ⅳ）加冕典礼的庆贺行列中，他们成为最显要的人物。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也是棉花大王的加冕典礼。
曼彻斯特的资本家犹如登上毗斯迦山的摩西一样，眺望着乐土。英国棉织品的出口额，由1784年的1100万英镑增长到1832年的2.83亿英镑。多亏伊莱·惠特尼的发明，新大陆又一次来拯救旧大陆了。1786-1790年，美国供应的棉花还不到英国进口棉花总量的1%；而1826-1830年，美国则提供了英国进口棉花总量的四分之三。1846-1850年，这一数字达到五分之四。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一心扑在心爱的蔗糖生产上，跟不上曼彻斯特对棉花的需求。1786-1790年，这些产糖岛屿提供的棉花，占英国棉花进口总量的十分之七；1826-1830年占十五分之一；1846-185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不足1%。18世纪，曼彻斯特依托西印度群岛建设起来。可是，在曼彻斯特的工业暴发户们第一次选派自己的代表去参加议会的那年以后，西印度群岛在他们广阔的视野里便仅仅是些无足轻重的小黑点而已了。这对那些一直心存幻想的人来说是个不祥之兆，这些人坚持觉得自身与帝国的纽带就像婚姻的纽带一样，坚不可摧。
冶金工业的发展也许不那么显著，但同样重要。若缺少冶金工业，整个机械工业就不可能发展。1788-1830年，英国的生铁产量增长了10倍。1830年投入生产的炼铁炉为1788年的3倍。1820-1833年，经由格拉摩根郡和蒙茅斯郡之间的运河装运的生铁增长了2.5倍。同一时期，从西法沙出口的生铁增长了1倍，从道勒斯出口的生铁增长了2倍。1800年，英国国内生产的生铁与国外进口的生铁数量之比为4：1，到1828年猛增到50：1。克拉彭写道：“滑铁卢战役之后的英国到处响叮当，好像一家铁匠铺。”
铁的冶炼需要煤。1800-1836年，诺森伯兰郡和达勒姆的煤矿数量几乎增加了1倍，煤的开采量由1780年的600万吨增加到1836年的1300万吨。1829年，热风熔炼发明后，冶铁的耗煤量降低了三分之二，节省了大量煤炭。
铁逐渐被应用于各种新的用途，它可以铸造铁柱、铁轨、煤气管道和自来水管，可以造桥梁、海船。约翰·威尔金森在布拉德利为循道宗教徒建造了一座“铸铁礼拜堂”。伦敦甚至尝试过用铁来铺设路面。当然，铁的最重要成就是发展了机械工业。最早的纺织机都是木制的，或者由厂主自己制作，或者向别人订购。19世纪20年代出现了纺织机器供应商，他们借助其他生产机器来制造纺织机。由于新工具的发明，以及掌握了各种精密铣刀钻头的切削技术，这些供应商也开始生产可以替换的机器零件。1834年，威廉·费尔贝恩（William Fairbairn）的公司宣布提供建造设备齐全的工厂的服务，建厂的造价、厂址和使用的动力，可以由雇主选定。
1832年，一个中等制铁厂的厂主，作为资本家和企业家，地位和棉纺织厂厂主的地位相当。在改革后的议会里，棉纺业和制铁业都准备取消垄断制度，因为这种制度犹如不合身的衣服，已不合时宜了。1815-1833年，英国铁条的出口量增加了1倍多。1825年，英国政府准予放宽机器出口的限制，事后证明，这一决定具有重大意义。英国的铁路长度是法国和美国铁路长度的总和。1815年，产糖殖民地购买了英国出口铁制品总量的十分之一，1833年买进了三十三分之一。而美国在1815年购买了英国出口铁制品总量的四分之一，1833年购买了三分之一。在新的自由贸易时代里，过去长期舒舒服服稳坐在包厢里的种植园主们只能勉强找到一个站立的席位。
1804年，一个制造商说：“依鄙人之拙见，毛纺织业是不可能紧紧跟上棉纺织业贸易的步伐的。”毛纺织业想要模仿棉纺织业的技术革命，但进展很慢，因为旧的生产方式对它的阻碍更大。飞梭于1800年才在约克郡西区广泛使用。在1830年之前，毛纺织业对机械动力的使用还处于试验阶段。在毛纺织业生产中，家庭成衣商还占有重要的地位。直到1856年，毛纺织业从业者仅有一半在工厂里从事生产。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一家中等羊毛厂或者绒线厂拥有的工人人数，相当于一家棉纺织厂工人人数的四分之一。
1817年，毛纺织业的中心约克郡西区生产的毛织品数量为1738年的6倍。1800年，该地进口的羊毛数量为4000吨，到30年代末期，羊毛进口数量增加了4倍。1772年，约克郡西区出口的毛织品价值400万英镑，到1801年增至700万英镑。1802年，毛织品的出口额第一次低于棉织品出口额。到1830年，毛织品出口额为500万英镑，仅是棉织品出口额的六分之一。与棉纺织业中心一样，毛纺织业中心的人口上涨的速度也是很快的。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夕，利兹市的人口为1.7万人；1831年，该地人口增加了6倍。哈利法克斯市的人口在1760-1831年间增加了1倍。1801-1831年，布拉德福德市的人口增加了1.5倍；哈德斯菲尔德的人口增加了1倍。在上文所说的30年里，整个约克郡西区的人口由56.4万人增加到98万人。
1815年以前，英国主要从西班牙、葡萄牙和德国进口羊毛。约翰·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船长在前往新南威尔士的途中，于开普敦买到了几只美利奴绵羊。1806年，装载246磅澳大利亚羊毛的第一艘船到达英国。在以后的24年中，英国进口的澳大利亚羊毛达3564532磅。1828年，澳大利亚羊毛因质地特别柔软，优于其他任何品种而为人所称道。人们当时就预测，在未来的15-20年内，英国将从澳大利亚进口所需要的全部优质羊毛。这个预测后来得到了证实。在19世纪，正如赫尔曼·梅里韦尔所说的，澳大利亚在羊毛业方面“几乎享有垄断的地位”，“这种垄断地位也曾在墨西哥生产贵重金属的极盛时期出现过”。然而，始于19世纪40年代的反帝国主义的新世界中，凡是极力保持大英帝国地位的地方，其重心都转移了，即由岛屿转移到北美大陆，由热带转移到温带，由黑人所在的种植园转移到白人的居住区。
英国机械化以后所产生的力量，使其日益把全世界当作自己的垫脚凳。英国向全世界提供服装，输出人才和机器，并充当世界的银行家。除了英国在1819年占有的印度和新加坡这两个与中国通商的据点，大英帝国只是一个地理概念。马修·博尔顿于1769年写道：“仅仅为3个县制造蒸汽机，我看不合算，要是我能为全世界制造蒸汽机，那才是真正有价值。”英国的资本和英国的生产一样，在考虑问题时总是面向全世界。美国经济史学家利兰·汉密尔顿·詹克斯（Leland Hamilton Jenks）写道：“1815-1830年，以债券的形式向政局最稳定的欧洲国家进行的期限长短不一的投资，至少达5000万英镑。以各种名义向拉丁美洲进行的投资，至少达2000万英镑。而暗中向美国所做的投资达五六百万英镑。”然而竟没有人愿意拿出哪怕1先令投给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
1820-1830年，美国销往英国的出口货物，占它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而在英国的出口总额中，美国购买了其中的六分之一，这一数字占美国进口总额的五分之二以上。1821年，美国买进英国出口货物的七分之一，1832年买进九分之一；而美国在这一时期的出口总额增长了十分之一。由于英国购买了美国南方的棉花，这就刺激了这个棉花王国的发展，南方的私人银行或国有银行纷纷向伦敦的银行借贷。
拉丁美洲的革命为英国贸易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西班牙重商主义制度设置的重重障碍统统被打破。与此同时，英国与葡萄牙的古老同盟又使英国在巴西谋得了一个优越的地位。乔治·坎宁得意扬扬地写道：“终于拔除了那只钉子，西属美洲获得自由了。只要我们不把事情弄糟，这个美洲就是英国的。”1821年，巴西购买了英国出口总额的二十分之一，1832年购买了十二分之一；这一时期，巴西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5倍。其他几个国家在美洲的殖民地，在1821年购买了英国出口总额的十三分之一，1832年购买了七分之一以上；其间这些殖民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倍。拉丁美洲各国的新政府发现，英国金融界有一些乐意提供贷款的放款人。詹克斯说：“一个国家贷的款越多，它的信用就看起来越可靠。”利物浦已经把牙买加、格林纳达岛和巴巴多斯遗忘了，它此刻所考虑并与之通商的是拉丁美洲的瓦尔帕莱索、安托法加斯塔、卡亚俄和瓜亚基尔。
1821年，英国对世界各地的出口额达到4300万英镑，1832年达到6500万英镑，增长了二分之一。其中，出口到欧洲的，各占这两个年份出口额的一半。1821年，印度和中国共买进了英国出口额的十二分之一，1832年为七分之一，增长了四分之三。
这一时期，西印度群岛的景况如何呢？英国对整个西印度群岛的出口额下降了五分之一，其中对牙买加的出口额下降了三分之一。1821年，英属西印度群岛购买了英国出口额的九分之一，1832年购买了十七分之一。1821年，牙买加购买了英国出口额的十三分之一，1831年购买了三十三分之一。英属西印度群岛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越发无足轻重。而这一变化所具有的深刻意义则是，在新的时代里，增加利润的宗旨已经渗透到整个经济思想体系中。正如历史学家威廉·劳伦斯·伯恩（William Laurence Burn）所写：“按经济帝国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英属西印度群岛在1750年左右是相当成功的，然而在80年之后，它却是失败的。”
1825年，《航海法》获得修订，准许殖民地与世界各地自由通商。重商主义的第一道防线被突破了。同年，准许通商的范围又扩大到1815年英国占有的毛里求斯殖民地。彼时，毛里求斯的蔗糖还能够享有与英属西印度群岛所产蔗糖同等的待遇。殖民地食糖在英国国内市场仍就保持垄断地位，这种垄断对西印度群岛来说至关重要。就英国资本家而言，他们无须通过立法来强迫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购买自己的商品，因为他们的商品物美价廉，深受世界市场的欢迎。如果说曼彻斯特的繁荣仍旧靠为“黑人织衬衣”，那么何止在英属西印度群岛有黑人，美国和巴西人数众多的黑奴同样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的市场。在购买英国的白布时，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不会比巴西的种植园主多付一个铜板。曼彻斯特人自然要气愤地责问，垄断制度对英国的制造商到底有啥好处？据赫尔曼·梅里韦尔说，当初实行垄断的目的“是想让我们这一方做出牺牲，而他们却毫不放在心上”。如果用一位现代作家的线年的英属西印度群岛，就其社会来看是个地狱，就其经济来看则更糟。这是一个时代的错误。
重商主义已经行将就木。新出现的经济发展形势必然要在政治上有所表现。工业中心及其周围的商业区为争取通过改革法案，组织了强有力的政治鼓动。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主对这场政治斗争极为关切。温福德勋爵威廉·贝斯特（William Best）说：“上帝不许以任何形式强迫主人抛弃其财产和奴隶。若改革的原则一旦被采纳，主人的一切财产就要完蛋。”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度依赖腐败区[1]。对这点，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也终于认识到，他说：“那些奴隶长期劳动的成果，竟然使我们在国内变成了奴隶。”但这已经为时太晚了。
当改革法案遭到上议院否决后，伦敦的改革派报纸印上了黑边；全国所有的教堂钟声齐鸣，彻夜不停。纽卡斯尔公爵亨利·佩勒姆-克林顿（Henry Pelham-Clinton）是腐败区的贵族，他拥有的诺丁汉城堡被愤怒的群众烧成了废墟。由于在下议院里反对改革法案，布里斯托尔代表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市政厅被劫掠一空，监狱和主教宅邸也被烧毁。托马斯·阿特伍德（Thomas Attwood）在伯明翰组织了政治同盟，扬言要发动革命。伦敦的贝思纳尔格林区树起了三色旗，到处张贴着革命宣言，标语牌上还写着：“这里不纳税。”市政委员会吁请下议院在改革法案获得通过并生效之前，不要通过财政预算。王室备受讽刺和谩骂，以致有人劝说他们离开伦敦。还有革命性的提议-挤兑银行：“阻止公爵（指威灵顿），去买黄金。”革命即将来临。
在英国国王不情愿地承诺加封少数的新贵族后，反对者退让了，改革法案成为法律。至此，英国的政治结构适应了已发生的经济革命。在新产生的议会中，资本家的要求和愿望是至高无上的。殖民地贸易曾经显赫一时，但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殖民地却没有立足之地。1802年，弗雷德里克·莫顿·伊登（Frederick Morton Eden）写道：“英国出口一匹宽幅黑呢比再出口同等价值的孟加拉薄棉布或西印度群岛的咖啡对我们更有利。”1832年，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官员对议会委员会解释说，尽管中国的市场状况不佳，也要向中国出口毛织品，因为这是传统，也是义务，“要把这看作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而在曼彻斯特人看来，通过“道义上的责任”来开展贸易，不但违反常理，而且罪大恶极。
（本文摘自埃里克·威廉斯著《生而无权：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陆志宝、彭坤元、张晓华译，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