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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如何改变新闻》探讨的是智能新技术给新闻业带来的深刻变革。身处智能数字化时代，这一探讨具有现实意义和创新价值。
本书从理论与实践两条线索出发。理论方面，作者融合了当下较为前沿的媒介平台化与平台社会研究、媒介与技术探讨研究、媒介的物质性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国际学术界范围内，这些理论成果在新闻学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属于较为新颖和前沿的，突破了国内现有研究的薄弱环节，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相关研究领域的理论资源。实践方面，作者结合当前我国新闻行业的实践成果，对多家媒体（含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商业化平台）怎么样应对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并创新发展进行调研访谈，前沿理论与中国实践的有机结合，进一步深化了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
学术成果曾获中国新闻史学会第七届会员优秀学术奖、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全国新闻学青年学者优秀学术成果”奖、第四届青年新媒体学术研究“启皓奖”优秀学术奖。
在智能技术给新闻理论带来非常大挑战的时代，《人工智能如何改变新闻》探讨的议题具有创新意义。作者在理论分析框架上突破了国内现有研究的薄弱环节，大量引入国际新闻传播学研究和相关跨学科领域的新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相关研究领域的理论资源。本书还结合当前我国新闻行业丰富的创新实践成果，将前沿理论与中国实践有机结合，进一步深化了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结合国内外出版情况去看，本书将是国内外首批立足技术视角、融合多学科领域的前沿理论，同时观照我国新闻实践特色，系统阐述智能技术如何改变新闻的著作之一。
吴璟薇博士曾负笈德国，近年来在引进柏林学派的媒介研究理论方面用力颇勤。在这本书中，读者能够正常的看到她出入于基特勒、克莱默尔的理论之间，同时涉及斯蒂格勒、西蒙栋、拉图尔、温纳、许煜等人的技术理论，并上溯到伊尼斯、麦克卢汉的经典理论，创新性地将之与新闻生产结合在一起。她指出要打破社会与技术的二元对立，超越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决定论，从人与技术融合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无论是她提出的“新闻研究的物质性转向”，还是对技术哲学和媒介理论的融会贯通，都充满了朝气与魄力，给中国的新闻研究和传播研究注入了新的学术想象力。
新媒介技术通过大数据、平台化与智能化等方式彻底改变了新闻生产与传播的面貌，技术深度嵌入人的生活之中，这样的深度变革不仅需要新的范式来思考新闻传播的流程，也让人们重新审视程序员、算法技术或者智能机器人等新元素在整个新闻流程中的作用。同时，多元内容生产主体的加入也让传统大众传播模式发生了彻底变革，新闻记者与编辑不再握有内容选取与把关的特权，而更多地将其让渡给机器。这也进一步让我们反思新闻的本质是什么，技术带来的影响又是什么，新闻的未来可能是什么。
新闻的历史伴随着整个人类文明的历程，而每次媒介技术的重大变革都会带来新的媒介形式与新闻类型，并产生相应的传播模式。印刷机的普及带来的是纸媒——定期出版物与现代报业的产生；电报技术跨越大西洋后不仅让新闻实现了全球化，以“电气”技术为特征的广播、电视时代也随之到来，声音与画面的融入让新闻传播进入“再部落化”的时代，曾经基于文字的理性和地区的区隔已不再；20世纪90代，电报技术的升级版——互联网开始遍布全球，数字时代更快的传播速度及多种媒体融合的特征让新闻的传递再次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从大众传播到基于人际关系的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传播，乃至基于平台的新闻生产，都让新闻的面貌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今天，技术的纷繁变革让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加速主义”的考验中，无论是信息爆炸还是后真相与反转新闻，以及近年来兴起的“新闻回避”行为，都不断地提醒我们，是时候对“什么是新闻”进行反思了。
在技术不断变革的过程中，我们或许需要找到“究竟什么没有变化，人们何以需要新闻”的答案。如果特定的媒介技术对应的是特定的媒介形态与新闻传播范式，那么在多次技术革新中，所有新闻传播的共同特征是什么？近年来，技术的视角不断进入人文社科研究的视野，“本体论转向”的提出让人们开始关注作为客体的技术和人造物在文化生产中的作用，并进一步将视角延伸到非人领域。为摆脱媒介技术与媒介形态变迁给新闻理论研究带来的挑战问题，我们结合本体论转向，摒弃亚里士多德式的仅仅关注媒介“形式和质料”的问题，而援引海德格尔“技术本体论”的观点提出媒介本体论的视角，并结合媒介理论与媒介物质性研究，让常年被“遮蔽”在各类媒介形态背后的技术和基础设施重新浮出水面。从技术视角来进行新闻传播学研究，既可以被看做一种理论范式的创新，在某一些程度上也是一种“复古”，因为早在19世纪末，媒介技术对信息传递的影响慢慢的开始受到关注，20世纪50年代的传播学研究（如麦克卢汉、施拉姆等）中就提出技术所带来的影响问题。
在物质性视角和媒介本体论的基础上，我们将新闻生产纳入人类知识生产领域，重新思考数字化进程、作为客体物的数据和建立在计算机语言逻辑上的智能技术到底意味着什么，媒介的中介性特征是什么，将聚合与知识生产作为新闻生产的基本特征，并考虑到参与新闻内容生产的主体多元、互动性强、多级传播等特点，重新建构了一个智能新闻生产与传播模式，即中介社会传播模式。我们将新闻生产和传播的流程进行拓展，提出广义“新闻生产”的概念，也还是为了更加清晰地看到用户内容生产（UGC）作为上游，以及智能分发作为下游给整体新闻生产带来的变革。在以平台为中介的新闻生产中，已经很难从角色和作用上明确区分内容生产者和消费的人，所以从技术的视角来看的话，二者的角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互换也能够理解为平台化技术发展的结果。同时，中介社会传播模式在新技术面前一样能保持解释力，即使面对近来引发热议的chatGPT等人工智能新技术，机器自动生产内容的AIGC也可当作媒介中介的一部分，继续在人与技术所组成的媒介网络中传播。
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所带来的变革都在不断推进人与机器的融合——从纺纱机成为人类器官的延伸，到电子时代广播、电视成为人的耳朵和眼睛的延伸，以及当下脑机接口与各种智能技术调节下的传感器作为外在器官极大地拓展了人的感知范围。从这个方面讲，媒介技术的发展一直都在促进人机融合。一则，技术的发展要求人们能操作机器，适应机器的逻辑从而进行生产；二则，技术向哪一个方向发展也会受到人类的设计思维与适应能力的考验，那些过于超前或者落后的技术容易被淘汰，而只有能适应人体、融入社会文化的技术才能发挥效用。
人与技术处在相互驯化的过程中，同样，从这个方面讲，所谓纯粹的人的主体性已经丧失，人的主体性与技术的自主性在人机融合中不断交融而构成媒介网络，从而也形成了“双重的人”。所以，智能新闻生产是人与技术协同运作的结果，新闻价值的选取与新闻推送也是结合了关联算法和人工审核的。其中，人与技术的高效有序协作是智能新闻平台系统顺利运行的前提。控制论也强调了人与技术融合的过程，反馈是人与机器沟通中的重要环节。当下弱人工智能的时代，标记和分词等工作还只能由人来完成，隐藏在智能新闻生产和分发后面的是大量的隐形工作者。即使目前较为完善的chatGPT，在技术底层仍然需要分词标记的支持。就目前的智能技术发展阶段而言，人工智能意味着技术与人的融合，而人与机器如何有效地沟通和反馈，人如何有效地使用技术，技术又如何调控以更符合人的使用习惯，这些既是控制论研究中的核心议题，也将成为数字智能时代新闻发展中的核心技术议题。
新闻内容生产从文字、视频到数据的变迁，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它们都共同属于“物体／客体”，这种基于海德格尔的“技术本体论”和哈曼的“物向本体论”思想，将媒介的物质性研究与知识生产的社会学联系起来。所以，任何一种形式的新闻生产都是知识生产的过程，也是将人与人、人与作为客体物的技术聚合起来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媒介关系网络得以产生。这种基于本体论视角上的新闻生产分析，突出一种“平本体论”观念，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所有的物都是平等的，人与非人的区别也并不存在，曾经隐藏在内容和数据背后的基础设施在新闻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及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也浮出水面，并且进一步回应了拉图尔所提出的 “行动者网络理论”。
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物质性转向提出一条“物质-社会”的分析路径，在技术变迁过程中同时将人与技术都纳入思考的范围，从而也避免了“技术决定论”或技术发展过程中仅仅看到技术带来的挑战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