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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记住许村，是因为它是嘉兴经济思潮的发端，更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三次“许村会议”，见证了嘉兴经济发展思想的重大转变，也因此被誉为嘉兴经济发展史上的“遵义会议”，成了整整一代嘉兴改革领导者、先行者和参与者的集体记忆。而随着这一轮思潮的演进，乡镇企业这个名词也逐步淡出了历史舞台。
1997年，嘉兴在海宁许村镇政府礼堂召开小康工程工作会议（系三次“许村会议”之一）
上世纪80年代的海宁市许村镇，那些在乡间暗流涌动的思变欲望开始蠢蠢欲动，并集聚起一股强大的力量，形成一支“异军”；
上世纪90年代是这支“异军”渴求蜕变的10年，关于“虎猴之争”，关于苏南、温州的“模式之争”，关于改制“摘帽”……在真正“化茧成蝶”之前，有一些名字成为了历史，有一些人物成了日后的谈资，但清醒者与先行者却跨过了一个世纪的门槛；
今天，从无数轮经济波动和政治变幻中一路走来的这一些企业，这些曾经的社队企业、后来的乡镇企业、现在的非公有制企业面前的道路依然很长。
1984年被学术界称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海尔、联想、健力宝……那些日后驰骋一时的公司，都不约而同地出生在这一年；张瑞敏、柳传志、王石……那些今天纵横商界的企业家也是从这一年起，开始勾勒他们的创业轨迹。
同样是在1984年，那些即将要在嘉兴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则还在原来的生活轨迹上酝酿着变化：中国第一自然人潘广通在海宁郭店乡担任水机站站长；如今领军中国皮革业的朱张金在走村串户卖牙刷；持有中国经编第一股的宏达集团沈国甫在许村中学做体育教师；如今已在非洲买山买矿的华友钴镍老总陈雪华进行着他10年的卖豆芽经历；也就在这一年，年仅22岁的平湖青年李勤夫已开始涉足服装加工业，他的第一笔投资是2000元。
1984年作为一个不容跳过的历史节点，其更大的原因则在于那一年的3月2日，国务院正式发出通知，将农村社队企业改为“乡镇企业”。从此，“乡镇企业”作为一个新的独立的企业形态浮出水面，也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写入了中国经济史。
嗅到改革气息的嘉兴，在下一年以十大优秀农民企业家的横空出世作为对这一大事件的呼应。日后成为全世界最大合成香兰素生产商的朱贵法即是其中之一。这个初中毕业的原大桥乡农民，在4年前用村民集资来的6000元钱创办了中华化工厂，生产愈疮木酚、檀香两种产品，并一举成功，成为当时“横向联合”的典范。
同时当选的有桐乡天女造漆厂厂长姚贵松、足佳皮鞋厂厂长俞敬民及柳文祥、唐绍福、许瑞坤、杨正才等9人。还有50个乡镇企业先进集体在会上获得了表彰。时任嘉兴市委书记庄洪泽记忆中的情景是“人人胸前戴朵大红花，像小二黑结婚一样”。
这是嘉兴最初释放出光芒的一批乡镇企业和企业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挑起了乡镇经济的大梁，有些更是通过后来的股份制改造，成为“禾商”群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那一年，和十大优秀农民企业家同时被推上历史舞台的，还有海宁的一个临杭小镇——许村，不仅因为那里贡献了全市第一个亿元乡镇，更在于它开个私经济风气之先的勇敢精神。
1983年4月，当浙北农村还是镇办、村办企业一统天下的时候，许村镇荡湾村一位名叫沈咬荣的农民就联合16户农家出资14万元，办起了第一家联户企业——荡湾村联合纺织厂。这对于人均仅6分耕地的许村来说，无疑是“穷则思变”的一条出路。
但两台铁木织机“咔嚓咔嚓”的织绸声，让当时的村、镇、县三级领导干部心烦意乱：“这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让其生，还是让其死？”最终，“先看看”的想法占了上风。当年镇党委书记凌荣华的理由十分朴素：“它可以让农民富起来，又在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国家提供税收。何必去制止呢？”
就在这“不争论”的可贵氛围中，许村个私家纺产业迅速壮大。到1985年底，该镇家庭作坊的织机已达1076台，而同期镇办、村办企业的织机只有594台。人们还发现，集体企业平均每台织机需用7个员工，而个私企业平均每台机器只需3.5人，可见个私企业成本更低、生存能力更强。至1989年，许村家纺公司发展到4086家，织机达5297台，日产被面10万多条，成了名副其实的“被面之乡”。
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基于原先的工业经济条件和技术基础，“许村式”的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在嘉兴被迅速复制，丝织、毛纺针织、皮革等产业集群纷纷登场，今天嘉兴块状经济的雏形即形成于此。
乡镇企业几乎是一夜之间蓬勃兴起、遍地开花，以“异军”的形象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但是这支“异军”蜕变为“正规军”的道路却异常漫长而艰难。
尽管都叫“乡镇企业”，却又分乡镇办、村办、联户办、个人办，所谓“四轮驱动”。它们在实际待遇上大相径庭，于是便出现了特定时代的产物——“红帽子企业”。
1984年创办于海宁郭店、如今已成长为中国最大软磁产品生产商的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正是从“海宁电子元件厂”这家“红帽子企业”起家的。已故董事长潘广通在一次采访中坦言，当时挂着“海宁”这个头衔是觉得海宁的名气大，县里有关部门审批时还担心地说“老潘你要是办不好岂不给海宁抹黑了”。但鉴于“性质集体、资金自筹”还是很快批复同意。就这样，老潘在交通便利的河港旁边征了几亩地开始办厂了。
在对待集体和个私问题上，许村的实践又不一样。凌荣华当时的想法是，集体企业应该从适合挨家挨户发展的家纺行业中抽身出来。这样既避免了与个私企业的同质化竞争，又提升了集体企业的产业层级。在他的主导下，1989年，许村原有的7家集体纺织厂被“放光”，同时保留了包括经编厂、建材厂、轴承厂、印染厂在内的5家集体企业。
形态层面的探索不仅停留在民间。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任市委书记庄洪泽、市长周洪昌、副市长赵冰就曾带队“三上苏南”参观学习。“三上苏南”，催生了三次“海宁会议”（两次市委农村工作会议和一次全市乡镇企业会议），坚定了嘉兴发展乡镇企业的决心。但到后来，“温州模式”也成了大家热衷学习的对象。
最终嘉兴没有在苏南与温州之间“二选一”，却又同时受到了几种模式的影响。苏南乡镇企业的引力，温台个私经济的活力，浦东外贸经济的辐射力，给了嘉兴一个融会贯通、各取所长的极好参照，构成了多元化的生产力结构。
如果说对发展模式的探寻还只是“带着镣铐跳舞”的线年代末逐渐推行的产权改革，则是对乡镇企业真正“松绑”的开始。特别1992年以后，在同志“南巡效应”下，嘉兴乡镇企业改制的步伐骤然加快。
最先被看好的改制途径是诞生于台州的“股份合作制”。一直对政策很关注的潘广通得悉后，立刻找到当地政府，主动请缨进行股份制改造。1993年8月，海宁电子元件厂进行了股份界定，设置了乡镇集体股、法人股和企业集体股，包括潘氏父子在内的304名职工仅持有9.28%的股份，企业正式更名为“海宁市天通电子有限公司”。
当时郭店镇的人甚至以为潘氏父子疯了，生生把一手打下来的“天下”送给了政府。而事实上，尽管是不彻底的改制，也给公司能够带来了各种优惠政策，其中“省区外高新技术企业”的称号使企业的所得税由33%改为15%，对天通公司影响很大。
1994年《公司法》颁布，成为乡镇企业改制的又一个契机。也是从当时起，嘉兴乡镇企业的制度改革逐步回归到向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制度转变的轨道上来。
潘氏父子又一次抓住了机会:原企业集体股全部转让给全体职工，原公司10名个人股东成为自然人股东，而其余个人股东以“职工劳动保障基金协会”的名义持股。后来，公司部分股东之间进行了股权转让，使自然人股权超过了法人股。通过这次产权界定，中国第一家自然人控股上市企业才得以在7年后诞生。
如同天通公司的改造，其成功的重点是触及了改制的核心问题——产权。事后证明，那些较早意识到并解决了这一问题的企业普遍得到了发展。至上世纪90年代末，乡镇企业体制上的枷锁基本得以解除，这也成为当时个私经济超常规发展并逐步占据主要地位的重要原因。根据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2004年，全市非农产业私营经济单位有23383个，是1996年的6.3倍，8年间平均每年增长25.9%。
而此时，沿用了18年的“乡镇企业”这一名称被历史彻底收藏。2002年以后，随着主管机构调整，“非公有制企业”逐渐取代“乡镇企业”，成为它们新的身份标签。
从体制外蓬勃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从出生的那天起，就要面对与国营企业迥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乡镇企业是猴子，国有企业是老虎”，这是当时对两者关系的形象比喻，而两者之间互生也互克的“虎猴之争”一直贯穿其中。
双方的交锋在乡镇企业还叫“社队企业”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作为农村经济力量补充的社队企业与农民的需求联系最紧密。但随着农村劳动力的释放，它们日益不甘只在农村当个“小角色”，开始朝更广泛的工商领域渗透。一时间，在一些被国有企业认为“犄角旮旯”的行当，社队企业表现出令人惊叹的生命力。
一个有必要注意一下的现象是，在各方面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地处浙北平原的乡镇企业，其最初的资本积累方式即是土地，依靠丰富的黏土资源，水泥砖瓦厂在嘉兴各地兴盛一时。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市的水泥砖瓦厂有两三百家，生猛地孕育了嘉兴乡镇企业发展的第一波“黄金年代”。
如同砖瓦厂的繁荣，大部分乡镇企业的“第一桶金”都来自这些不起眼的小行当。这一方面是乡镇企业的先天条件所致，市场、设备、人员决定了它们最容易从这一些行业起步；另一方面也为了规避国家的管制。特别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乡村，并且“不与先进的大工业公司争原料和劳动力”。
这种境遇即便在当时属于“高科技”企业的中华化工也不能幸免。在这家工厂诞生之初，为了获得生产用的原料，朱贵法一度从上海的化工厂买下脚料来生产产品。而为了搞新产品，老朱更是专程到上海，把新华香料厂的一个工程师“挖”了过来，一次性给他5万元的安家费，并开出高薪。老朱后来如此总结自己的成功：“当时国有企业要人才有人才，要设备有设备。我们是没办法，被逼出来的。”
几乎每个乡镇企业都有一段和老朱类似的辛酸史。1994年，在国营嘉兴电控厂工作了10个年头的工程师尤源，本着“出来干点事”的想法，辞职创办了一家电气厂。可人才却成了大问题。他深刻地记得，自己在嘉兴人才市场贴的第一张招聘广告，上面写着“专招45岁以上”，因为45岁以下的不可能到乡镇企业。
当时的国营企业正是这样一番面貌：掌握着得天独厚的资源，却效率低下。而体制灵活的乡镇企业总是能够剑走偏锋,在严密的“计划”之外撕开口子，并最终夺得地盘。
有一段时间，嘉兴的“虎猴”开始联营。所谓联营，就是国营企业把自己的一些业务以承包的方式转包给乡镇企业，以此形成联盟格局，这一度被看作是一种双赢的策略。
经济联合起步较早的是嘉兴电扇厂。当初，这家厂同轻工机械厂联合，打出了“海鸥”电扇牌子后，又同二轻和乡镇企业紧密挂钩，使协作厂从18家扩展到94家，建立了电扇总厂，一跃成为全国电扇行业的一个重点企业。“海鸥”起飞给市领导和有关部门很大启发，看到要搞活经济，就一定要打破老框框，走联合之路。
事后证明，联营只是国企改革的权宜之计，它最终并没有帮助国营企业走出困境，反倒让乡镇企业从这个体量庞大而体制僵硬的“笼养虎”身上汲取了无尽的“血液”。
日后成为嘉兴首家超百亿企业的桐昆集团，其董事长陈士良就对这段联营历史念念不忘。他说，正是因为1992年与昆山苏三山集团、常熟化纤设备厂两个单位的联营，才使桐昆在设备改造、产品转型上走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取名‘桐昆’，就为了表达对当年联营的感激。”陈士良说。
互生互克，排斥又借力，国营企业和乡镇企业之间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演绎。进入21世纪，又演奏一出“协同发展”的乐章。
当时，嘉兴国企改革进入收官阶段，国企数量由1996年的252家减少到2000年的61家，且大部分退出了一般竞争力领域，这成为乡镇企业发展新的平台和机遇。
2001年，在中国最早提出并提倡市场经济理论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做客天通
这一过程可以从两方面解读：一方面，大型国有企业解体后，裂变、繁衍成许多充满了许多活力的企业群体，催生了乡镇企业的大规模发展。比如，原嘉善二轻系统的嘉善电声总厂的淘汰为后来遍布全县的电声电子产业奠定了基础，而嘉兴毛纺总厂、嘉兴第二毛纺总厂的终结则成就了秀洲丝织产业集群。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开始凭借积累多年的资本实力接管那些被淘汰下来的国营企业。像海宁农药厂、嘉兴冶金机械厂在改制后都基本保留了原有的员工队伍。
今天，当“乡镇企业”和“姓资姓社”、“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字眼一样，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渐入历史的故纸堆时，脱胎于乡镇企业而来的这些非公有制企业正在经济全球化的裹挟之下奋力前行、艰辛跋涉，但与生俱来的草莽与血气，在历经30多年的岁月涤荡后，更兼具了理性与前瞻，不要希求一日千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更多耐心与时间，会看到超乎想象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