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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历史上有过很多的发明或者改进事后看来都是存在着巨大的机会的，但是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束之高阁。比方说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火药，却只是用来点烟花，阿兹特克人发明了轮子，却只是用来当玩具。10 年前 WordPress 创始人就曾向马克·安德森（全球最著名的风险投资家之一）推销过在家办公的理念，但却被鄙视了，但远程办公现在已经蔚然成风。为什么连安德森这样极具创新性的人也会错过这种机会？怎么样才可以避免马克·安德森盲点？本文为你揭秘。文章来自编译。
可是，直到那场疫情迫使大家只能在家上班时，世界各地的公司才真正一起做出了转变。
一旦我们充分理解了这个例子，就会对我们对生产力和科学进步的最基本理解构成挑战。
当历史学家回顾 21 世纪时，在家工作会被看成是一件大事，就像 19 世纪到工厂工作一样。
那时候的教师会告诉他们的学生，在家工作是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司在全球的招聘方式、在不同时区的异步工作方式、搭建组织结构图的方式、沟通方式、文化建设方式，以及选点/设计办公室的方式。
然后，他们会分享这张多米诺骨牌如何导致更大的多米诺骨牌倒下。他们将谈论在家工作如何：
削减了政府的权力，因为如果人们不喜欢一个地区的发展动向，他们搬走会变得更容易
即便是最聪明的创新者与风险资本家（如著名投资者马克·安德森——稍后会详细的介绍这个人物）也低估了它的潜力/可行性。
数以亿计一生都在办公的地方工作或在学校接受教育的人一下子就转过来了，整一个完整的过程出奇地顺畅。换句话说，阻止这场转变的第一大挑战并不是可行性或难度。
朝着在家工作的转变表明，传统智慧是有缺陷的。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科学与工作的那些简单而重大的创新经常被束之高阁。举个例子……
被停滞了几个世纪的可行、可改变世界的科学洞察、生产力改进或技术突破在历史上比比皆是：
蒸汽机：大卫·奈说：“古希腊人发明过一种小型蒸汽机，但只把它当作猎奇看待”。此外，“从 Newcomen 最初的设计（对煤矿排水很有用，但别无他用），到瓦特对分离式冷凝器做出关键改进（从而为更广泛应用，更重要的是，为逐步发展开辟道路），整整用了 50 年的时间。
混凝土：“罗马人发明了浇筑混凝土，但这样的一个过程后来被人束之高阁，几个世纪后才被重新发明出来”。
电：“古希腊人就已经知道琥珀具有收集静电的能力。 2000 多年后的 1600 年代，威廉·吉尔伯特发现并记录了其他材料也能做到这一点。然后，再次地，有了这种发现之后几十年人类都没有一点动静。甚至到了 1700 年代和 1800 年代这种模式依然存在。那时候科学发展的势头已经确立。比方说，1799 年就发明了电池，1809 年就展示了用它供电的电弧灯。但是此后二十年多年电磁物理学都没有更多的发现，电直到 1800 年代末才具备工业意义”。
青霉素：“1928 年，亚历山大·弗莱明 (Alexander Fleming) 发现了青霉素，但十多年来这样的一个东西一直被人们忽视，因为大家认为进行进一步测试所需的数量与纯度很难制造出来，用于工业生产就更不用说了。后来直到 1940 年代初霍华德·弗洛里 (Howard Florey) 的实验室又开始对其进行研究后，人们才再次发现了青霉素（即便到了那时，进展依旧缓慢，因为资金严重不足，回想起来，这似乎颇为令人震惊）”。
治疗坏血病：1747 年用酸橙汁预防和治疗坏血病的方案获得了验证（通过早期、粗略的对照实验），但 40 多年来英国海军一直都没有当作方案采用。
火药。轮子。混泥土。电。蒸汽机。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些最基本的技术。但是，知道了我现在所知道的东西之后，我感觉自己很幸运。其中有很多东西本来可能还需要再拖几个世纪才有的。
研究员 Anton Howes 在他的论文对这种情况提供了更多背景信息，这篇论文的名字叫做《改进的传播：1547-1851 年英国创新加速的原因》：
‘就拿约翰·凯（John Kay）的飞梭来说吧，时至今日它因提高了棉花编织效率而闻名。这项发明之所以如此非凡，是因为其实它本来在几个世纪前就可以很容易地开发出来。 贝内特·伍德克罗夫特（Bennet Woodcroft） 是 19 世纪的一位专利记录编纂者，他对卧式织机对梭子的使用方式表示了惊讶，五千年来，数以百万计的熟练工人就一直用着梭子了，却没做出任何改进来加快操作速度，这样的一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733 年’。 约翰·凯其实也没添加啥东西，只是一些木头和绳子——这种改进不需要新材料，也不需要任何先进的科学知识……
‘我们不应该问为什么飞梭会在 1733 年被发明出来，而应该问问为什么它没有在几个世纪之前就被发明出来：工业革命最具革命性的创新之一只是对一个古老的行业做了一下微调，并把它应用到一项古老的技术上，它采用的还是古老的材料，并没有应用新的科学知识。’
后来，Howes 指出了另一个本可以在数百年前就发明出来的关键发明——轮子：
早在 11 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创新者就已经研制出多轴纺车与脚踏织机了。1690 年时，他们甚至发明了一种“贝塞默转换器原型”。直到 1850 年代，英国才开发出这种转换器。1701 年的播种机……是对一个古老行业（农业）的又一次格外的简单的改进。早在 3 世纪之前，中国就已经做出了这样的一个东西。甚至在公元前 3 千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就已开始使用。这项技术直到 16 世纪才在欧洲出现，英国就更不用说了。当然了，工业革命的许多创新确实需要科学或技术进步先行。但是上面的例子表明，就算一切诱因均已到位了，创新也可能不会发生。
最后，在 《1911 年，一位天才揭示了一门被遗忘的科学，也就是如何在不增加上班时间的情况下把工作效率提高 50 倍》一文中，我分享了发明之道并不孤的看法。一些简单的生产力改进，如砌砖、装配以及铲土等职业，已经令生产力停滞了数千年，尽管用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加以改进：
在看到铲土、砌砖与装配方面的巨大改进时，我被惊呆了。为什么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领域的改进可以如何之轻松和彻底呢？我想不明白——不是靠复杂的理论，而是靠任何人都可以复制的简单过程。
‘特定设备的创新可能会停滞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除非有人对其设计或使用进行重新定义。’
‘一个社会可能会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东西，但从来就没试过将它们组合起来，变成某种一旦最终发明出来，事后看来似乎是那么的显而易见的东西。’
‘人们以为技术会自动改进，他们错了。技术不会自动改善。只有在很多人非常努力地工作，让它变得更好的情况下，技术才会改善，实际上，我认为，技术会自行退化。不妨看看像古埃及这样的伟大文明，他们可以建金字塔，但现在他们已忘记了该怎么建了。然后是罗马人，他们造了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渡槽。但现在他们也忘了怎么做了。’
这些例子和引述表明，改变世界的想法可以在大家的眼皮底下隐藏数十年、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改进的出现或采用不能得到保证，要么就是会不稳定。
就算是最大有可能看到改进潜力的人也特别难看到它的潜力。数以百万计的人可以天天车重复练习一项技能，但仍然会错过事后回想起来似乎显而易见的一项简单创新。另一个例子是靠自己奋斗成功的亿万富翁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他是 Netscape（第一款现代的互联网浏览器）的联合发起人，也是全球最著名的风险投资家之一……
2015 年，在 Tim Ferriss Show 的一次访谈节目时，Wordpress 的创作者，Automattic（当时这家拥有数百名员工的公司就已经全面拥抱员工办公了）的创始人 Matt Mullenweg 说起了自己找安德森融资的情形：
当我们第一次向他推销我们的理念时，对方从头到尾都在讲分布式公司是如何的糟糕。他说：好吧，你知道哪些东西是历史上所有的科技大公司都不知道的？比方说 Facebook、谷歌、微软们。假如没有的话，你为何需要换种方式去做呢？
事后回顾那场会面时，Mullenweg 说其实是很有启发性的，但当时他并不这么认为：
最具创新精神的创新者之一（马克·安德森）怎么会错过史上人类工作方式最大的转变之一呢？
毕竟，别人之所以花钱聘请这些风险资本家，就是要让他们从第一性原理（而不是过去行之有效的原则）出发去思考，并押注到大胆的非共识的想法上。
但是，更让我感到郁闷的是，如果连马克·安德森都可能会错过远程办公的话，这对社会与其他重要创新失之交臂又意味着什么呢？毕竟，安德森并非孤例。首先，他对远程办公的指责是常识。其次，有创造力的人看不到眼前的巨大创新是很常见的。比方说……
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Wallace）一直都写不出他的进化论，因为他认为这个理论实在是太显而易见了，不值得写出来。结果达尔文先下手为强，时至今日，甚至都没什么人听说过阿尔弗雷德·华莱士了。
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马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回忆起在 Facebook 成立初期的情形。当时他正开车去旧金山，看着路边大型科技公司的广告牌，心想着有朝一日他可能也能创办出一家这么大的公司。他那事后几乎还不知道 Facebook 会成为那样的公司。他对自己其实已经在经营着那样的公司几乎也毫不知晓。
事实上，此现状在硅谷非常普遍，有一种说法是，重大的技术突破一开始看起来都很像玩具。
但是，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安德森。2021 年，他写了一篇博客文章，立场与之前相比来了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对于远程办公，他甚至说了这样一句话：
‘这也许是我这辈子见证过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了，互联网的结果也许比互联网本身还重要。’
我之所以要举这个例子，并不是为说明即便是非常聪明的思想家的思维也会存在鸿沟，或者风险资本家错过对大赢家的投资是如何不可避免。相反，我认为马克·安德森盲点（Marc Andreessen Blindspot）在几个层面上都具有指导意义：
重大创新并不明显。仅仅因为事后看来一项技术让某事成为可能，并不代表它在当时就是明摆着的事情。即便那项创新是最大的创新之一，即便分析它们的人也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创新者。
安德森那时候的做法是合乎逻辑的。在当时，全世界几乎所有最大型的科技公司都是现场办公且总部设在硅谷的。因此，将总部设在硅谷，在那里上班非常有意义。此外，科技初创企业一定战胜难以置信的困难才能取得成功。为何需要冒险投资一家与其核心产品无关的的初创公司呢？就算安德森相信分布式工作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主要模式，相信这会在历史的那一刻发生，而不是未来几十年之后，带着这样的想法押注此公司也并非完全不合逻辑。
马克·安德森盲点表示的是这样一种模式，即改善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企业和生活的那些简单的、能改变一生的机会有一定的概率会被永远搁置。不仅普通民众看不到它们的潜力，就连全世界最聪明、最有创造力的人也未必看得清楚。
从根本上来讲，我们都应该关注马克·安德森盲点，因为着意味着个人成长与生产力提升的巨大机会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本来有能力可通过这些机会，但我们却看不到。对于更大层面的公司、科学以及社会机会来说，意义是一样的。
我对马克·安德森盲点的影响思考得越多，就越相信我们应该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去思考改进。以下是这个思维框架的五个支柱：
‘未来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当我说保持乐观是我们的责任时，这不仅包括未来的开放性，还包括我们所有人通过我们所做的一切为之做出的贡献。’
理论物理学家大卫·多伊奇（David Deutsch）是对我这辈子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在我看来，多伊奇是迄今为止科学方法最好的诠释者：关于它的历史，关于它是什么，以及为什么重要。
他曾经写过一本关于科学方法的书，名字叫做《无穷的开始》。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也就是知识进化的关键是乐观主义：
遍观历史，悲观主义几乎在每一个社会中都很流行……在某些地方、某些时期，悲观主义也会极偶然地出现短暂的中止。就我所知，迄今还没有历史学家研究过乐观主义的历史，但我猜想，每当乐观主义出现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就会有一次微型启蒙运动：批评的传统带来了人类进步的许多模式，我们对之很熟悉，例如艺术、哲学、科学、技术和开放的社会体制。悲观主义的中止有潜力成为一个无穷的开始。我还猜想，在每种情况下（除了我们自己的启蒙运动这个巨大的例外），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快就因为悲观主义的复辟而结束了。
‘悲观主义文明认为，不按照此前经过多次尝试的方法行事，是不道德的做法。产生这种观点的原因是，此类文明忽视了自由行事带来的益处抵消其风险的可能性。因此，悲观主义是不宽容并且墨守成规的。’
看到多伊奇的看法的几个月之后，我又看到了一项针对 18235 位美国和欧洲成年人的调查，内容是对当今世界悲观情绪的看法，结果很惊人。调查发现，几乎没人 (3%-10%) 相信这样一个世界会变得更好。
一方面，这种悲观情绪并不意外。随着这样一个世界的变化频度慢慢的变快，成长的烦恼也随之而来。此外，媒体对消极情绪也存在偏见。另一方面，鉴于创新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实际上被巨大的未开发潜力包围着，这种悲观情绪又十分令人震惊。
总结：在困境随处可见的今天，需要乐观才能看到明天不易察觉的机会。因此，我们永远也别忘记，乐观是老天的赏赐，但它十分脆弱。
正如我在《52 年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我们正处于生产力危机之中》分享的那样，情况可能会变得很糟糕。与人类其他时期的历史相比，过去 300 年来全球生产力的增长绝对是惊人的。简直就像海啸一样……
这种繁荣给全社会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转变，但在今天我们常常低估了这种转变。经济历史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总结道：
‘1750 年之前，世界上基本上没有一个地方的生活水平能达到我们所说的悲惨与贫穷的生活水准。’
一旦你看到那张图，很容易得出进步不可避免的结论。但是，这张图隐藏了一个重要数据，大卫·多伊奇在《无穷的开始》中指出：
在每种情况下（除了我们自己的启蒙运动这个巨大的例外），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快就因为悲观主义的复辟而结束了。
总结：别认为进步是理所当然的。从很多方面来说，机率对我们很不利。就像没有一个文明能永远持续下去一样，非凡进步的时期会也是难以为继。
就像过去勇敢的探险家一样，今天的创新者怀抱希望与果敢踏上旅程，朝着他们尚未发现的应许之地劈波斩浪。
探险家用一套逻辑来进行决策来摆脱两难境地。他们走的是尚未获得充分赏识的英雄之旅的路线：
探险家算计的不是复杂的投资回报率，而是向自己提出一个存在着根本不同的问题。
我想不想体验英雄之旅，去听从冒险的召唤？还是说我想强化过去行得通的价值？
哲学家，决策理论家 LA Paul 在她的《变革性体验》（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一书中完美地捕捉到了这一点的真髓。
‘尽管故事通常都是这么讲的，但其实我们做出变革性决定不是这样的：你没法退一步去评估不同的主观可能性、去臆想模拟的结果，再反思行动预期的主观价值，然后做出变革性的决定。在做出变革性选择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最终选择拥有变革性的体验，我们对之后的生活体验会是啥样子根本知之甚少。我们没法给行为的结果分配主观价值，也无法确定我们的喜好会怎么样发展。’
‘解决变革性体验所引发的问题还涉及到重视体验本身，也就是看重体验所带来的启示。’
‘当我们最终选择拥有一种变革性体验时，我们就选择了去发现其内在的体验本质，无论这种发现涉及到的是快乐、恐惧、平静、幸福、满足、悲伤、焦虑、痛苦还是满足，或者是它们的某种复杂组合。如果我们最终选择了要拥有变革性体验，那么我们也就选择了去创造和发现新的偏好，也就是去体验我们偏好如何演变，并且往往能在此过程中创造和发现新的自我。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拒绝发现启示，我们就选择了安于现状，肯定当前的生活与经历。因此，每当我们面临一个重大的决定时，理性和真实地活着都要求我们对要不要或如何去寻找新的发现做出决定，而这些决定，决定了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们能成为一个乐观的探险者，但这个方程式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按照我之前提到的研究人员安东·豪斯（Anton Howes）的说法，也就是改进型心态（Improvement Mindset）。
典型心态是‘如果没坏，就不要修’，但发明者总是忍不住会发现改进的特别潜力，而且也忍不住想要去修一下。
达芬奇就是改进心态的最好例子之一。作家迈克尔·盖尔布 (Michael Gelb)曾经写过两部关于这位著名发明家的精彩著作，按照他的说法，达芬奇十几岁、的是，就曾在日记写下了一句话，语气很是令人震惊……
这条笔记表明，即便是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家也躲不开不了马克安德森盲点。但同时，达芬奇人生的转变也应该能带给我们大家都希望。达芬奇也不是天生就能看到每一个改进机会的。相反，他跟我们大家没什么两样。只是慢慢地，唯有通过行动与心态的调整，他才能看得到机会，然后才可通过机会。
总结：我们该带着改进的想法开始每一天。就像我们有待办事项清单一样，我们也应该有待改进清单。就像达芬奇一样，我们也许也可以留出时间去探索一下我们的好奇心，去训练我们的头脑，让我们形成看到改进机会遍地都是的能力。
执行就是在适当的时间范围内以适当的方式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样的事情并获得正确的结果。这与把很多事情做对有关。
但是执行有个问题。同一件事情光靠反复做没法自动变得更高效。相反，一旦我们变得足够好之后，我们的表现通常就会停滞不前。在学术界，这又被叫做OK 高原（OK Plateau）。比方说，不妨想想打字与开车。你每天都在不假思索地做这些事情，但这些事情不会自动得到改进。
要想改善执行，我们应该一种有违直觉、完全不同的思维方法。说得更具体一点，我们应该一种改进心态。改进心态就是违反直觉的，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在短期内会效率低下，但从长远来看会带来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的过程。
重要的是要知道：执行和改进心态都很重要，但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而且，衡量各自所取得进展的方式正好相反。
比方说，执行范式下的某人会一遍又一遍地做对的事。如果产出不足或犯了错误的话，他们可能就会被解雇掉。在改进范式下，你做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没有回报的。计算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它可能只会持续几年。但是，一旦有一件事情收到回报，那之前所有的错误就都弥补回来了，而且给到的回到可能会达到 1000%：
比方说，把一项执行任务的效率提高 10%（或每天缩短 10 分钟）在大多数情况下要 50 个小时。但是，如果你每天都要执行这项任务的话，那么由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你的整个职业生涯就能节约数千小时。
根据我的经验，要养成改进心态，首先可以做的一件大事是每周留出五个小时，进行刻意学习、反思与试验。我称之为 5 小时定律，许多世界顶级的创业者、领导者以及创新者整个职业生涯都会很虔诚地遵循这一定律，不管有多忙都要留出这 5 小时。比方说：
即便在创办微软时，比尔·盖茨仍然每天要阅读一个小时，尽管、大多数时候这一段时间只能安排到半夜。此外，在整个职业生涯当中，盖茨年年都会留出整整一周的时间用来阅读。
总的来说，这五大支柱确立一个框架，让我们得以通过价值观、心态、决策与时间管理的升级来实现改进。这相当于为生活提供了一套新的操作系统，不但可以让我们变得更成功，感觉更有活力，还能让我们为人类做出贡献。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在这个互联的世界里，一个人的经验就是大家的经验。
